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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一輛白色林肯轎車在長春市亞泰大街調(diào)頭時將10歲女童金萍撞倒，在女童家人和當街群眾的呼叫阻攔下，林肯車不僅沒有停下，反而拖著女孩行駛2000多米，導致女孩當場死亡。林肯車隨后逃逸。
2月4日，肇事司機付中濤被警方抓獲的消息總算讓全國所有關心這件事的人松了一口氣，但接下來更陷入深深的疑惑——為什么這類事情在中國屢屢發(fā)生？
就事論事，金萍本可以三次避免死亡：如果林肯車不在路上違規(guī)調(diào)頭，她就不會被撞；如果林肯車車速慢點，司機看到小金萍能緊急剎車，就不會撞倒孩子；如果撞倒孩子后，付中濤馬上剎車停下來，孩子就不會被卷入車輪下。對此，有律師分析，肇事司機逃亡中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證明其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但沒有進行救助，因此該肇事司機涉嫌故意殺人。
其實，此案與過去發(fā)生的交通肇事案有許多相似之處，肇事司機撞了人不僅不救助，反而會一是逃竄，二是故意返回來再反復碾壓受害者，以致其迅速死亡。這種情況已成為國內(nèi)交通事故的一個痼疾。是中國人缺少人文關懷、不敬畏生命，還是駕車者素質(zhì)特低，還是中國現(xiàn)階段整體道德滑波？也許都有，但根本上與我們對生命價值的認同以及賠償制度有關。
從橫向和豎向的坐標加以比較，就可以看清中國人生命價值幾何。不久前，英國鐵路公司宣布將向波特斯巴火車出軌事故的受害者支付總額達1200萬英鎊(約合1824萬美元)的賠償，事故中7名死者的家屬將分別獲賠100萬英鎊(152萬美元)。而美國“9·11”事件中遇難者的家庭，平均獲得的賠償金超過150萬美元。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國外的事，沒有可比性，那就看看國內(nèi)對各種事故生命價值的賠償標準吧。2004年5月1日以前，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中“死亡補償費”規(guī)定：按照交通事故發(fā)生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補償十年。對不滿十六周歲的，年齡每小一歲減少一年；對七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
正是這種低廉的生命價值使得肇事者在出事之后的決策與行為必然趨向于不尊重生命，因為相對于一條生命幾萬元或十多萬元人民幣，救助受傷者，尤其是重傷者，長期的醫(yī)藥、護理、生活費用等可能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于是，甚至會出現(xiàn)不顧一切地逃逸和將傷者碾死的做法。比如，曾引起全國公憤的黑龍江寶馬車撞死人案，死者家屬獲賠9.9萬余元，“死者丈夫?qū)Υ藵M意”。這個事件就是流行于交通肇事中“撞傷不如撞死”說法的典型詮釋。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其后實施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死亡賠償提高了一倍，并將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調(diào)整為“人均可支配收入”，賠償年限也由過去的10年提高為20年。但這種提高也不過是將一條人命的最高價值提高到十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同樣無法在經(jīng)濟杠桿上調(diào)整肇事者的“撞傷不如撞死”的心態(tài)和做法。
而且，我國對死亡賠償規(guī)定是按“事發(fā)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的，這就必然存在不同的地區(qū)差異和城鄉(xiāng)差異，除了會導致司法腐敗和不公外，還同樣會促使肇事司機不尊重和不敬畏生命。比如，2004年5月在湖北發(fā)生的一起交通事故死亡賠償就產(chǎn)生了死亡者是農(nóng)村人還是城市人的激烈爭執(zhí)，原因在于湖北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22元／年，農(nóng)村居民則為2567元／年，這個差別乘以20年賠償年限可達到八九萬元。
當然，除了我們的賠償制度所界定的生命價值太低而促使肇事者輕薄生命外，多少中國人道精神缺失和不遵守制度的行為方式有關系。僅以這次林肯車肇事中的前兩個因素而言，違規(guī)調(diào)頭和不慢速行駛就使得這次事故難以避免。更何況我們一直缺少調(diào)整人與機器、人與車關系的以人為本的規(guī)章，例如人車相遇必須車讓人，而不是人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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