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車主資料 販子賣8萬
作為一名車主，你遭遇過保險公司、汽車俱樂部、汽車美容院的電話或短信“騷擾”嗎？相信絕大多數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尤其是車險合同到期前后，保險公司的“騷擾”更為頻繁。讓車主納悶的是，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知道自己的電話？他們又是怎樣得到自己電話的？本報記者為此進行了調查。
車主：頻遭騷擾
保險公司一天發(fā)來20多條短信
去年11月，王小姐從亞運村某汽車經銷商處買了一輛轎車。此后王小姐的手機不斷收到像汽車俱樂部、汽車美容院甚至是修車廠的短信騷擾。尤其是最近，王小姐的車險合同快到期了，她又遭到各家保險公司不分晝夜的短信和電話騷擾。
王小姐告訴記者：“開始時我還能婉言拒絕，結果短信和電話越來越多，有時一天光短信就能收到20多條，有時夜里一兩點還能收到，而且還都來自不同的保險公司�，F在不熟悉的電話我都不敢接了。”
除了王小姐以外，還有為數不少的私家車車主有著同樣的遭遇。車主張先生非常疑惑：“我的聯(lián)系方式很少給不熟悉的人，那么這些保險公司是怎么得到我的地址和聯(lián)系方式的呢？”
經銷商：收取回扣
賣給保險公司一份資料可得數百元
一名保險公司內部人員向記者透露：“保險公司車險客戶資料都掌握在部門主管的手里，他們會把客戶分派給下面的業(yè)務員，由業(yè)務員按資料與車主聯(lián)系。據我了解，主管手中的車主資料一部分是汽車銷售商提供的，另一部分是通過出售資料的中間人買來的，至于中間人提供的資料從哪里來的，我也不好說�！�
記者了解到，私家車車主一般會向三個方面提供個人詳細資料：一是購車時向汽車經銷商提供，二是給汽車上保險時向保險公司提供，三是向車輛管理部門提供。
記者首先將電話打到亞運村汽車交易市場某品牌汽車的銷售代理商，并以保險推銷員的名義問銷售經理黃先生，是否可以提供一些購買該品牌汽車的車主資料？黃先生表示，該店的車主資料由會計保管，不會交給外人。如果是想做車險，他可以在賣出汽車后的第一時間將車主的聯(lián)系方式告知。記者試探性地詢問，信息提供的費用如何結算，沒想到黃先生一下子露了底：“我和其他一些保險公司一般都是一個月結一次賬，如果是利用我提供的資料與車主簽訂保險合同，返點比例根據保險金額決定，大概是10%到30%之間。”記者粗算了一下，如果一輛車上了3000元的保險，那么黃先生賣一份車主資料最少可得300元。
隨后記者又給該公司的會計打電話，提出要花錢購買車主資料。她向記者透露：“我們公司汽車的銷量比較小。你要是真想要，我給你介紹一家汽車俱樂部，那里有大量的車主資料�！�
根據這位會計提供的電話，記者又撥通了某汽車俱樂部的電話，該俱樂部劉經理說：“我們的資料是通過中間人買來的。據我所知，從中間人手中買車主資料最頻繁的是保險公司，這些車主資料他們拿過來就能用。”
中間人：要價八萬
一年能掙幾十萬，自稱資料來自相關部門
記者幾經周折聯(lián)系到了一位出售車主資料的中間人邊先生，表示購買車主資料有急用。邊先生在電話中表示可以幫忙，今年全年的車主信息資料費要價8萬元，如果買半年的話，上半年的是5萬元，下半年的是6萬元。
對于資料的真實性，邊先生表示：“我賣的車主資料是從車輛管理部門內部人那里花7萬元買來的，完全可以保證資料的真實有效。我也知道，有人可以從汽車銷售商或保險公司弄到一些車主資料，他們的大多是少量或者是一些過了時的資料，絕對沒有我的準。從我這里買車主資料最多的是保險公司，還有汽車俱樂部、汽車修理廠、汽車銷售商等不少商家�，F在與汽車有關的行業(yè)競爭都特別激烈，誰不想盡辦法搜集更多的客戶資料。至于買了我的車主資料后，他們是不是再次賣出我就不得而知了�！�
聊天中邊先生還向記者透露：“由于我的資料是從相關管理部門出來的，回頭客也比較多�？抠u車主資料，我一年少說也能掙幾十萬元。現在靠出賣信息資料過活的人越來越多，獲取資料的渠道和手段也特別多�！�
相關部門：管理嚴格
不排除資料從這里流出的可能性
記者就掌握的情況向相關部門詢問，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對機動車檔案和車主信息的管理是比較嚴格的。能夠查看車輛檔案和車主資料的只有公、檢、法在辦理具體案件時，經上級主管部門批準后才可以查閱車輛檔案。當然，客觀地說，也不能排除車主資料從我們這里流出的可能性�！�
律師支招
可以起訴騷擾者
張維律師告訴記者，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guī)定，電話、地址等個人資料，未經本人授權許可，他人不得轉讓、販賣。車主個人資料被當做商品買賣，實際上已侵犯了車主的隱私權，屬于違法行為。張律師指出，車主個人資料被泄露并受到不斷騷擾時，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起訴出賣車主個人資料者。也可以對實施電話騷擾的行為人進行起訴，通過法律手段進行責任追究和精神賠償。
不過，張律師也承認，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受害者要求起訴的案例比較少，為數不少的被侵權者選擇忍受或逃避�！霸斐蛇@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受害者面臨舉證困難的問題，很難向法院提起訴訟，”張律師說，“首先無法向法院舉證電話是誰打來的，其次無法舉證談話內容，第三無法向法院舉證\'造成嚴重的后果\'。”
有專家認為，之所以出現認為出賣個人資料非常平常的觀點，一方面是由于被侵權者依法維權意識淡薄；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沒有一部比較系統(tǒng)的全面保護公民隱私權的法律。
